新农村建设的“反规划”设计

记者：在一次会议上您提到“如果新农村建设搞不好，对于土地，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为什么您会有这种担忧？

俞孔坚：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一号文件)于1月21日正式公布，明确指出“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连续第三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显示了中国领导人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等都迫在眉捷。在这个时候，中央的“一号文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问题，文件本身非常好，而且从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它在尽量避免某些问题发生，比如明确提出了一定要反对形式主义、要坚持节约、不要大拆大建、提倡生态建设等观点。为什么我要担忧？
首先是总结我国20多年来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经验教训后所产生的担忧。城市化的决策本身没有错，可是为什么城市化却对土地的生态和文化遗产带来了很多不可逆的破坏、甚至是千年未遇的灾难性破坏？城市犯过的错误，如果不吸取教训，很快就将蔓延到乡村，更大范围的国土生态和乡土文化遗产将面临严重威胁。早在1997年我回国时就写过几篇文章，如“警惕暴发户意识下的城市美化运动”和“警惕暴发户意识下的河道硬化工程”，批评大广场、大马路以及城市化妆行为，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不幸的是这一切还是在大江南北的城市建设中发生了。直到2004年2月，国家四部委——建设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设中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建设的通知》，禁止再建大广场之类的大型展示性工程，全国城市才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停止。
其次，乡镇干部的理解程度，也是我所担忧的。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告诉我们，依目前某些领导的审美、价值取向、政绩观，发生这种形式主义的政绩工程、展示性工程是必然的。我已经在全国各地看到，这样的工程已经随处可见了。
再次，广大农村普通农民的认识水平值得担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相对而言，今天城市劳动者的整体文化素质比乡村要高很多，城市里专家的密集度、公众的参与度，也远远高于乡村。可是，城市里依然发生了破坏生态系统、破坏环境、破坏遗产的情况，不言而喻，如果这种城市化发生在农村会怎么样？“新农村建设”很有可能的结果是城市化蔓延到乡村，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会被简单地理解为宽马路、大广场、小洋楼，以及人工化的河道、辉煌的建筑装饰，导致形式主义的化妆运动，导致展示性的样板式的政绩工程，因为投资在这种乡镇化妆运动，或叫乡镇美化运动上，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最后，我们高水平的规划师并不是很多，或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如果一般的规划师去做乡镇规划，很可能由于时间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规划师认识水平的限制，助长破坏性建设的发生，与其如此，不如尊重原有的自然村镇的规划设计。这些地方需要的是内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的改善，而非华西村式的宽马路和大洋房。

记者：乡镇化妆运动的危害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俞孔坚：诉诸于形式主义的乡镇化妆运动的危害可能比城市化妆运动更严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原本就脆弱的乡村生态系统将面临破坏，特别是水系统。大规模的乡镇建设工程，会加剧这种破坏。而中国的广大地区是乡村，因此这种破坏带来的国土生态危机也就愈显严重；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的乡土景观或者说文化认同将丧失。因受教育文化水平的限制，一旦乡村盛行追求起欧式别墅、小洋楼之流，可能势头会比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将会开启中国乡土文化景观的毁灭历程；三是随着乡土遗产景观的消失，民间的草根信仰体系将随之动摇。所谓乡土遗产景观，是指那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政府和文物部门保护的，对中国广大城乡的景观特色、国土风貌和民众的精神需求具有重要意义的景观元素、土地格局和空间联系，如祖坟，村头的风水树、风水林、风水池塘，一条小溪，一块界碑，一条栈道 ，一座龙王庙，都是一家、一族、一村人的精神寄托和认同，它们尽管不像官方的、皇家的历史遗产那样宏伟壮丽，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但这些乡土的、民间的遗产景观，与他们祖先和先贤的灵魂一起，恰恰是构成中华民族草根信仰的基础。热爱国家首先源于热爱家乡的土地，热爱家乡的土地是因为它有祖先和先贤的灵魂和精神、能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草根信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稳定的基础，是和谐社会的根基，它不会因为朝代和政治的更替而发生变化。中国的农业社会一直就是建立在这种对祖先崇拜的宗法体系上，和对万物崇拜的土地信仰基础上的，一直保持着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尽管经历过多次运动，许多乡土遗产已经破坏，残留部分已是万幸，但如果我们现在大张旗鼓地把新农村建设理解成为农村的物质空间建设，就很可能把城市的模式，或者是欧洲城市的模式、华西村的模式带到中国的乡村大地上，风水林被砍掉、弯蜒曲折的河道被填掉或被裁弯取直、有上千年故事的祠堂被拆掉，只要稍不注意，所有这些草根信仰的基础都会被彻底毁掉。
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说，都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好好考虑，谨慎规划。

记者：乡村规划如何来做？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俞孔坚：那就是先做“反规划”。“反规划”不是不规划，也不是反对规划，“反规划”是指乡村规划和设计首先应该从规划和设计不建设用地入手，而非传统的建设用地规划。“反规划”就是优先规划和设计乡村生态基础设施，包括：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保护和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态系统，维护和恢复河流水系的自然形态，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等，保护遗产景观网络……         
只有先建立一种生态和遗产景观安全结构，保障国土生态安全、民族文化身份的安全、宗教信仰、土地信仰、民间草根信仰的安全，这样才能为和谐社会的建立创造条件。2005年的除夕之夜，我给温家宝总理提了“关于保护和巩固和谐社会根基”的两个建议：一是尽快开展“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与乡土遗产景观网络”保护规划的建议；二是关于建立“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的建议。这两则建议中提到的方法就是“反规划”，也就是先做保护规划，做不建设规划，必需在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开展之前，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来规划一个覆盖全国国土的景观保护网络。
这不是我心血来潮提出来的，而是借鉴了国际上的经验和考察了中国广大乡村现状之后的感悟。英国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于80年代就有了乡土遗产的保护规划。因此，要尽快组织编制“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与乡土遗产景观网络”保护规划。这项工作必须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之前、在开发商来临之前，或至少同时进行，并优先实施。

记者：“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与乡土遗产景观网络建设”的“反规划”由什么部门来组织比较合适呢？

俞孔坚：我之所以给国务院写建议，就是想要由国务院来牵头。现在城市建设部门管不了国土这块，也就是说郊外这块是归国土资源部门管的，而河道是归水利部门管的，遗产是归文物部门管的，寺庙是归宗教部门管的，湿地是归环保部门和林业部门管的，所以一定要由国务院来组织领导专门机构，协调国土资源、建设、文物、环保、林业、水利、宗教等部门，来统筹“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与乡土遗产景观网络建设”，进行全国和区域，及地方的三级系统规划，必需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面。其实所有的生态问题最直接的人为原因，就是部门分割，条块式管理，把有机的土地支解了，分割了，是所谓“小决策”。如现在通州运河仅被当作河道对待，既没有生态价值，也没有美的价值，更没有遗产的概念，完全变成了一个排洪泄洪的河道。这就是条块分割所导致的，是部门的小决策所导致的。如圆明园防渗事件就是局部、部门的小决策导致的。中国660多个城市，有3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有100多个大城市严重缺水，如北京、深圳。华北平原已经成了最大的地下漏斗，难道我们能把华北平原也防渗吗？不可能的。我们所说的“反规划”的概念，就是要打破条块分割的部门体系，非常完整的保护整个系统。目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做好了，“反规划”的体系在农村建立，不仅可以解决广大乡村的生态问题，而且可以解决整个国土的生态安全问题。

记者：新农村工作做得好与不好，您觉得衡量标准是什么？

俞孔坚：具体的标准是由政府制定的。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在当前背景下，我尤其强调两个衡量标准：一是能不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否能保护自己的文化特色，有信仰，有认同感，有归属感？我一再强调“天—地—人—神”的和谐，要实现这一理念，就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和乡土文化遗产。二是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是否提高了？落后的风貌就是因为教育太差。所有的研究都表明，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定是和当地的教育挂钩的，经济收入是随着劳动者文化水平的提高自然提高的。教育问题解决了以后，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将随之出现，劳动者本身的城市化远比村镇物质形态的城市化有意义。我们应该鼓励和帮助农村居民特别是青年进入城市，来实现全民族的城市化（本质上是文明化），而不是把乡村建成城市。

《北京规划建设》文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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